世间万物，皆有定数，亦存变数、谈及“称骨算命”之法，此术源于大唐，乃司天监袁天罡所创，以人出生之时辰八字，换算其骨重几何，从而窥探一生荣枯、然追本溯源，此法初立，只论乾造，不论坤造，其册中并无女命之说、此事并非疏漏，实乃当时天地人伦之序的体现。
乾为天，坤为地；男为阳，女为阴、在古时的人伦观念中，男子乃家族之梁柱，社会之基石、其一生命途，关乎功名利禄，光宗耀祖、故而，一男子之命，其重在于“出仕”与“居家”两个层面、出仕则问官运几何，财帛几许；居家则看田产多寡，子嗣兴衰、称骨之法，其判词多围绕于此，如“此命为人做事，开头成功，末后败送”、“早年辛苦，中年发达”等等，皆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在社会洪流中的沉浮作为推演核心、男子的命，是开拓之命，是独立的。
而女子的命，在当时的社会格局下，并非独立存在、古语有云：“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、”女子的一生，其命运轨迹，是依附于她生命中重要的男性而存在的、她未嫁时，其福祸荣辱系于父家；出嫁后，其命运便与夫君紧密相连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、她的价值，不在于开创事业，而在于“相夫教子”，在于她是否能成为一个合格的“贤内助”、要算一个女子的命，古人往往会去看她父亲的命格，或直接推算她未来夫君的命格、她的命，是一种“关系”之命，是藤蔓，需依附大树方能生长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为女子单独立命盘，用称骨之法去称量其“骨重”，就显得不合时宜、若称得一女子骨重，判词言其有“将相之才”，岂非乱了纲常？若言其有“四方求财”之运，又置三从四德于何地？故而，袁天罡初创此法，其着眼点在于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，男子如江河，奔流向海，自有其独立河道；女子如土地，承载江河，其价值在于滋养与稳固、最初的称骨歌诀，字字句句，皆是为男命而设。
时移世易，朝代更迭，人心亦随之变化、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，社会结构愈发复杂，人们对于命运的探求也愈发细致、人们逐渐意识到，即便女子命运多与夫家相连，但其本身亦有先天带来的福泽与业障、譬如，同样是嫁入豪门，为何有的女子能旺夫益子，家族愈发兴旺，而有的女子却致使家道中落？同是生于贫寒，为何有的女子能凭一己之德行，感化乡邻，福及子孙，有的却一生困苦，不得善终？
此中差异，便是女子自身的“命”、这“命”虽不像男子那般直接体现在功名利禄上，却以一种更为隐晦、更为根本的方式，影响着整个家族的气运、她如同家宅的风水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居住其中的每一个人、于是，后世的命理学者，在袁天罡的基础上，开始增补、完善，将“女命”纳入称骨体系之中，此乃术法发展之必然。
增补后的女命称骨歌诀，其判词与男命截然不同、同样的骨重，男女批注天差地别、比如某一骨重，男命判词或为“奔波劳碌，异乡求财”，而女命的判词则可能变为“心性纯良，持家有道，助夫有成”、男命重“开拓”，女命则重“守成”；男命重“能力”，女命则重“德行”、其核心，仍然是围绕着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定位、女命的“福”，多体现为嫁得良人、子孙贤孝、家庭和睦、晚年安康、其骨重之轻重，预示的不是她个人能达到何种社会地位，而是她能为夫家带来多大的福气，以及她自身能否得到一个安稳的归宿。
时至今日，已是公元二零二六年、天地之气象早已大变，坤造之势，亦非往昔可比、如今女子，能读书求学，能入仕经商，能独当一面，其成就未必输于男子、再用旧时“相夫教子”的眼光去解读女命，便如刻舟求剑，失之千里。
今人再看称骨算命，须有变通之智慧、看女命之骨重，不可再拘泥于旧时判词的字面含义、若判词曰“旺夫之命”，在今日，或可解为她自身事业鼎盛，能与伴侣在经济和精神上相互扶持，共创未来、若判词云“贤良淑德”，或可解为她情商高超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游刃有余。
命理之学，是古人观察天地运行规律的智慧结晶，它揭示的是一种趋势，一种先天的能量场、称骨算命最早没有女命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、而后世增补女命，是术法随时代发展的自我完善、我们今日解读它，更需注入当下的精神与理解，方能得其精髓，而不为其表象所困、知命，是为了更好地运命，无论乾坤，皆是此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