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144年，岁在甲子、南宋都城临安，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一派江南繁盛景象的背后，是与北方金国对峙的紧张气息、这一年，宋高宗赵构已在位十余载，岳飞之冤未雪，秦桧权倾朝野、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，无论是朝堂上的衮衮诸公，还是市井间的贩夫走卒，生活的每一个重要节点，都离不开对“天时”的考量、择一黄道吉日，以求顺天应时，是深植于血脉的智慧与敬畏。
所谓黄道吉日，并非空穴来风的迷信、其根本，源于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与、黄道，即是地球上的人们观察到的太阳在星空背景中运行的轨迹、古人将此轨迹分为十二段，配以十二地支，并根据日月星辰的位置、五行生克的变化，推衍出一套复杂的历法体系、每一天，都由特定的天干地支纪日，并有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成、收、开、闭这十二位“神煞”轮流值守，它们的吉凶属性，便决定了当日的宜忌。
1144年，作为甲子轮回的第一年，本身就带有一种开端与新生的特殊意蕴、甲为十天干之首，属木；子为十二地支之首，属水、水生木，干支相生，这使得甲子年从根源上便被赋予了祥和、顺遂的基调、在这样的年份里选择吉日，如同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种，成功的希望更大。
对于1144年的婚嫁嫁娶，人们会格外慎重、一场美满的姻缘，关系到两个家族的兴衰与血脉的延续、择日时，不仅要避开新人的生辰冲煞之日，更要寻觅“天德”、“月德”、“天喜”等吉神降临的日子、春季的正月、二月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，木气旺盛，与甲子年的木性相合，其中的“成日”、“开日”便成为婚嫁的首选、可以想见，临安城中一位待嫁的仕女，其父母必会请来城中最有学问的先生，反复推算，最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“定日”将女儿送上花轿，取其“尘埃落定、白头偕老”的彩头。
在营造与动土方面，1144年的南方经济持续发展，无论是官府的修葺，还是商贾的宅邸扩建，都需择日动工、破土、上梁、入宅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、避开“月破”、“岁破”等大凶之日是基本、春季不宜动东墙，夏季不宜动南墙，此乃顺应四时五行之气、人们会倾向于选择“满日”，象征着未来的家宅人丁兴旺、财源广进；或选择“平日”，寓意工程平平安安，入住后生活平顺、对于一位刚刚在临安站稳脚跟的绸缎商人，他会不惜重金，为新店铺的开张选定一个“开日”，希望借此天时，开启一番宏图伟业。
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、对于南宋朝廷，1144年的每一次祭天、祭祖仪式，都是维系国祚、安抚人心的头等大事、钦天监的官员们会提前数月，观测天象，结合皇帝的生辰八字，推算出最为吉利的时辰、这样的日子，通常是“天德合”与“月德合”汇聚之时，象征着天地和谐，神明悦纳、而在军事决策上，尽管战事稍歇，但边防的调动与将领的任命，同样会参考历法、出兵遣将，多选“执日”或“成日”，取“执掌乾坤、马到功成”之意、反之，“破日”则为兵家大忌，象征着军心涣散，大败而归。
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，黄道吉日的意义则更为朴素和实际、他们的生活完全仰赖土地与节气、1144年的甲子年，春耕的开始，他们会选择一个宜于“播种”的吉日，可能是象征收获的“收日”，或是充满生机的“生日”、他们相信，在这样的日子里下种，谷物会更加饱满，免受虫害侵扰、到了秋收时节，选择一个晴朗的“收日”开镰，不仅是为了方便晾晒，更是对上天恩赐的一种仪式性回应、这些选择，是他们与自然长久相处中积累的经验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。
要精准判断1144年的某一天是否为黄道吉日，需查阅当时的《通书》或皇历、这其中，不仅记录了每日的干支、值神，还会详细列出当日所宜、所忌之事，以及吉神、凶神的方位、一个真正的择日高手，还会结合当事人的生辰八字，进行更为个性化的推算、例如，同样是一个“成日”，对于八字喜金的人来说可能是大吉，但对于八字忌金的人，则可能效果平平，甚至需要回避、这门学问的精髓，在于寻求天、地、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共振。
回顾1144年的黄道吉日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套古老的历法规则，更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、它映照出人们在动荡年代里对秩序、安定与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、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，试图通过顺应天道，来把握那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命运。